走进田野，拓荒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上）——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段泳副研究员

Original 政治学人政治学人 202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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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阿富汗的塔利班问题

本期嘉宾

汪段泳，男，经济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最近十年，长期驻扎于非洲、中东、南亚地区，持续进行关于中国海外利益领域的田野调查，着重于海外投资和公民安全问题。

编者按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出现戏剧性突变。重掌政权的塔利班，将会如何治理这个饱受兵燹、灾害蹂躏的国家？阿富汗的政治局面、民族关系、宗教影响、文化政策、性别平等、教育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态势？2021年11月到12月，汪段泳与研究伙伴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期29天的田野调查。从2022年2月中旬开始，汪段泳只身重返阿富汗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历时两月余。

汪段泳老师第二次在阿期间，接受政治学人邀请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线上访谈，和我们分享了独特的阿富汗田野调查经历。现将访谈录整理为上下两篇专访，本篇是热点速递，我们将基于老师在现场的百日亲历，走近观察塔利班重装上阵后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状况；下篇是心得分享，在继续交流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将看到老师十年田野调查的经历和心得体会。现在，我们一起跟随汪老师走进田野。

注：（下）篇请关注今日另一推送。

问：汪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曾在环球时报的专访中分享了您的阿富汗田野调查经历。您是通过什么方法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展开调查的？据您了解，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人员构成如何？

汪段泳：

感谢政治学人的邀请！我谈不上跟政府建立联系，但至少算是跟政府官员有接触和访谈。这主要是依靠在当地的朋友来拓展人脉，这里面有久居当地的华人，有媒体记者，还有我们自己的留学生，其实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比较不解的是，对于田野调查的信息获取来源，为什么大家总是特别关心对象国的政府，特别是高层。此类问题经常会有人提起。最近本校一位博士生还发邮件来问，在阿富汗田野调查如何才能获知政府“内情”？上次我去阿时初期，一位领导根据风闻就说我没有见到什么高官，因此价值不大。我听了这些只能表示虽然不懂，但深受震撼。

首先，田野调查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获取所谓“一手资料”（学理解释见下篇）。对于上面这位博士同学的询问，我的答复是：第一，访谈过程中得到的所谓政府“内情”，基本难以验证，即不可靠；第二，逻辑上也往往不易理解，即不可信；第三，获取方式可能不够规范，甚至有悖科研伦理，难以复制。这种“内情”的价值，基本是想象出来的，实际意义可疑。所以，我不会去采集，更不会去使用。我们不要把田野调查想象成“007”，谈笑间飞檐走壁就获取了关键信息。

其次，理解了上面一点，就可以意识到，田野调查作业的核心要点并不只是记住对方说了什么，还要努力拓展信息边界，建立尽可能完整的“全景视图”来分析事件发生的逻辑。这个过程就像拼拼图，或者像即时战略游戏中的地图探索。所以，田野调查是个工作面逐步铺开的过程，每一次访谈，每条获取的新信息，都是对既有信息、后来信息、也包括对自身的验证，也正是在这个相互确证的过程中，各个要素通过校验而降低其在整个体系中的相对重要度。因此，看待田野调查访谈对象的价值，要有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单纯强调某类访谈对象难免会失之片面。通俗地说，田野调查也是个通过累积丰富线索来探索真相的过程，每条得到验证的线索都一样重要，所以相比而言没有谁比谁更重要。

（汪段泳注：前后两次在阿富汗，在同一间办公室访问的同一位高官。中间时隔4个月，无需开口，一见之下仅观感就一言难尽了）

再次，在不少国家，联系政府部门不是难度很大的事情，这和我们在国内的生活经验可能不太一样。比如我在刚果（金）做调查时，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跟政府官员预约的，当地朋友带着我们路过某个政府部门，推门就进。一般情况下，见到一个司长级官员是相当容易的。包括这两次在阿富汗，约见塔利班部长级官员也不是特别难，除非是那些在美国通缉令上的敏感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远没有在我们社会中体验得那样强，特别是在一些政治碎片化国家，社会处于高度分权状态，社区、部落长老、豪强，发挥的作用可能要比中央政府高官还大得多。

关于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人员的构成，可能是基于上一次塔利班执政（1996～2001年）的印象，大家起初认为塔利班都是一些山野村夫。但这一次，结合多方面情况看，会发现有所不同。先介绍一下阿富汗的民族构成，整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最近数据显示，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普什图族（Pushtun）占总人口的42%；第二大民族是塔吉克族（Tajik），占比27%；之后是哈扎拉族（Hazara）和乌兹别克族（Uzbek），各占9%；再有就是其它一些人口数更少的少数族裔。几个主要民族之间有着人种和文化等方面的鲜明区别。阿富汗多数民族以地中海人种和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要特征，但哈扎拉人显著不同，其主要是蒙古血统，宗什叶派。从18世纪中叶现代阿富汗国家开始形成起，至今近三百年间，哈扎拉族屡遭普什图族的压迫，塔利班上次执政时还曾大规模屠杀过哈扎拉人。因此，民族问题一直是阿富汗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毒瘤。

汪段泳在阿富汗全国各地遇到的不同民族背景武装人员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塔利班政府的构成是否具有包容性，其实是要求其公平地反映社会结构。在去年九月份塔利班最初的政府名单中，几乎所有职位都是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只有一个经济部部长，并且这个部门在现有政府构成序列中地位尚不清晰。在上一次访问阿富汗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现政府中各部门的主官通常当仁不让是塔利班老干部，但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却不乏专业人士。这些人员的突出特点是非塔利班出身，且又相当年轻。我判断，这是因为原政府的高层和重要岗位人员基本都被换掉，塔利班既难以信任他们，他们大多由于安全顾虑也不愿意留任，或出国，或潜藏，塔利班自己又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只能另起炉灶，从社会上甚至居留国外的阿人阿侨中选任与前政府瓜葛较少的专业人士，这样的人员不可能年纪较大。虽然这些人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胜任岗位，但是起码比塔利班自己的毛拉们更适合。其中，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某高官，是位哈扎拉人，原本是阿富汗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关系学教授，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专著，还创办了一所私立大学。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哈扎拉人饱受歧视，直到现在还被阿国内一些种族主义者目为奴役，而现任政府却任命了至少两位哈扎拉族的副部长。由此可见，塔利班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专业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仍把最重要的权力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专业性强的事务型岗位，至少在非要害领域已开始放开给非塔利班背景的专业人才，这其实已经有点政务官-事务官结构的意思了。不过就算如此，塔利班政府的专业人力资源仍然是严重不足的。事实上，从那时起至今的大半年中，塔利班政府人员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纵向看从中央到地方，横向看到各个部门，都在频繁更换人员。

汪段泳在2021年访问阿富汗时会见的某省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均有大学学历，三十岁上下，无塔利班经历

这就提示我们，在审视塔利班政府时，不能只盯在部长级主官层面，而是要尽力打开“黑箱”，做更进一步、更深入的解剖。同样道理，对阿富汗这个我们本就不熟悉的国家，不少印象都是基于稀薄信息和浅层观察形成的高度概念化符号，作为研究者，显然不能止步于此。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塔利班自身班底也并非全是草莽。比如塔利班的两名发言人，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国际传播的技巧相当娴熟。我们也曾在机场偶遇现政府的某部长，对方和我们用英语直接对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不仅发音标准，而且内容清晰，要点明确。后来看到他的个人介绍，发现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业内专家。塔利班基层武装人员中也有惊喜。上次我在阿富汗时，被一个哨所扣押了三个多小时，结果一聊，扣押我的带队警察居然曾是当地名校的农学专业大学生，五年前一毕业就加入塔利班了。但是中间还没放下专业，不久前还参加了学术会议，就阿东部农业发展问题做了发言。这样的大学生，包括肄业生，我后来还曾接触过多名。

汪段泳曾偶遇的一名塔利班基层武装人员，当地大学农学专业肄业，参战五年，失去两根手指

问：您曾提到阿富汗是个非常典型的前现代或传统国家，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人员构成，当前阿富汗的政府还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是否能为阿富汗的政体研究、以及前现代国家的政体研究提供些新思路呢？

汪段泳：

塔利班这二十年，其实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方式和速度进行着自身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我们要注意到，塔利班本身不是一个结合紧密的组织，而是若干支游击队或若干个政治组织的联合，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运动”，尚属于一个前现代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政党相去甚远。塔利班进城后面临的最为突出问题之一是如何统一思想、维系凝聚力，这必然导向组织改造。从历史经验来看，不排除未来出现内乱、内讧、甚至大规模内部清洗的可能性，这个还有待观察。

在做国别研究时，我们会默认所有国家都是同质的，最多是发展水平不同。但要意识到，各国之间的发展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水平上，更体现在国家政制进化和社会发育程度上。我们学到的政治学知识主要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自觉运用这样一套标准，但如果观察对象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就难免失偏。仅就看待阿富汗的政体演进而言，套用经济学的概念，就是到底是形式论观点还是实质论观点。形式论的大意就是说有一个真理是放之古今四海皆准的，只是在不同时空内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实质论则认为对于不同的地区、社会、甚至部族，其经济规律都是不同的，经济目标也不一样，不可通约，难以套用，不必直接比较。现代阿富汗国家建立以来，近三百年来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属于君主制，后来反复实行伊斯兰共和制，还在曾经和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真正的世俗共和制存在时间极其之短。所以，可以很明确地说，阿富汗基本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何来现代民族观念？我个人认为，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还有前现代的阿富汗这样一个近乎于“活化石”的标本，这就构成了一个难得的天然社会实验室，关于阿富汗对外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很可能是一个亟待发掘的金矿，因为它提供了太多有意思的样本。

问：您提到阿富汗的地方权力更多可能掌握各部族长老手中，您也访谈过一些部族长老。所以想请教老师，塔利班执政后，是如何整合掌握各部族长老手中的地方权力的？宗教信仰在阿富汗的国家治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汪段泳：

我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我还无法深入到部族内部，只是接触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目前来说，阿富汗仍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家，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号令全国的力量说了算，最多是某一个强人或者是某个军阀发挥较大影响力。实际上，从所谓的现代阿富汗国家建立以来，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一直都是比较弱的，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政令不出首都。

汪段泳在阿富汗农村访问乡民

宗教信仰当然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关键成分，但远非仅此而已，甚至都不是首要成分，有比它更重要的构成。即使是关于其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可能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

塔利班常被归入极端宗教势力之列。如果说用“极端”形容它的“极致化”，我倒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把它称为极端主义，这就需要探讨了，尤其如果用极端指代对外的侵凌性，更需审慎。仔细研究塔利班的核心意识形态，会发现它的宗教理念和多数伊斯兰恐怖分子背后的宗教极端思想相比，有很大不同。如瓦哈比（Wahhabi）教义具有高度的侵略性、渗透性、扩张性，其目标就是把全世界都变成伊斯兰的天下，所有人都变成伊斯兰教徒。瓦哈比思想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是强调抹杀民族识别，不承认任何其他民族特性。但是塔利班的宗教底色是伊斯兰教里面的迪奥班德（Deobandi）学派。这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南亚的一种伊斯兰清教主义思潮，得名于印度北部的一个小镇。这一学派是怎么和阿富汗建立起关系的呢？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带领国家赢得阿富汗独立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国王，开始强力推动现代化改革，包括性别平权、限制宗教势力、倡导西化生活方式等，其内容和实施手段在当时看来都相当激进。这必然引起阿富汗社会的强烈反弹，尤以宗教界为甚，其中一个影响巨大的伊斯兰长老反对最力，于是被国王流放到印度，其人受到迪奥班德学派影响，这成为塔利班宗教思想的远源。德奥班迪学派教义追求的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它致力于推动伊斯兰复古运动，主张宗教教育和律法制度“回归”到先知时代，这是它认为的黄金岁月。事实上它是奉行孤立主义的，既自绝于非伊斯兰世界，也与伊斯兰其它教派划清界线；不希望其它文明来“腐蚀”自己，但也并不企图去占领和消灭外部世界。因此，严格来说，它应属保守主义，而非我们所认知的那些富有侵略性的极端主义。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另一支柱是沙文色彩的大普什图族至上主义。这又与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地理特征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的阿富汗也曾有过雄霸风云的岁月，特别是杜兰尼（Durrani）王朝，其疆域面积相当广大，除阿本土外，还据有今天的巴基斯坦几乎全境，伊朗、土库曼斯坦、印度各一部分，甚至曾占领德里并进行大肆劫掠，杜兰尼王朝在这一时期的疆土囊括了所有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但在1893年，英国通过“杜兰线”强行将普区一分为二，实行阿-巴（基斯坦）分治。虽然自现代阿富汗国家出现以来，普什图族一直都是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历代君王也基本都是普什图人，但最近百多年来阿富汗国家疆域稳定后于今形成的局面是，普族人口不足半数，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种族国家。由此，阿富汗社会长期积累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关系态势：对内，相对于所有“其他”民族而言，普什图族人口不居绝对优势，其以“普什图瓦里”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更难以被别族认同，事实上，至今也很难说能够高度凝聚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共同价值观是什么；对外，普族乃至历届阿政府又总是耿耿于怀于“普什图尼斯坦”的被分割，一直对此有所主张，梦想再次实现所有普什图人的大团聚，历届阿政府对于邻国普族兄弟的热情似乎完全不弱于对国内民族的关心。内部并未和谐，外部纠缠不休，终究大概率将是资源错付，这也可视为阿富汗民族关系的突出特点。根本而言，这是由于阿富汗至今仍未出现具有足够凝聚力的国民共同心理，尚未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国家内部远未实质统一。在此背景下，依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就可以知道，团结各族人民行动一致很难实现，反而是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小集团行动更容易实现效率占优。因此就可以理解，“塔利班是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要厘清的是，这在逻辑上不能推出“普什图人都是塔利班”的论断）；但要辨明的是，其意识形态中的普什图部族文化色彩事实上是强于宗教号召的（关于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专业研究，建议参考上海外国语大学丁隆教授的《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期）。

然而，塔利班在掌控了整个阿富汗，要正式建立国家政权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既然并非只有普什图人，那么该如何动员其他58%的民族参与国家建设？显然在这个年代，明目张胆地搞无论哪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或等级制度都难有前途。在寻求民族大融合，实现国家统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伊斯兰复古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还能发挥核心意识形态的作用吗？如果不能，那么新的共同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所以，对塔利班来说，一切才是刚刚开始。真正的建国之路，更不要说建设现代化国家之路，还都是极其漫长的。我反复讲了阿富汗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因此未来阿富汗的建国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民族大融合，必然出现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甚至有可能发生民族间的冲突。所以我认为，今后阿富汗的发展之路依然无坦途。仅就这个国家自身的历史经验而言，不仅有可能还会出现政治组织之间和内部人头滚滚的激烈斗争，甚至也不能排除极其残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生。

问：接下来我们想谈谈大家广为关注的女性权利问题。塔利班上一次掌权期间，曾公然禁止女性上学与工作。本次塔利班掌权初期就宣布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近日还出台了女性婚姻法。根据您两次的田野调查结果，塔利班主张的妇女权利和实际情况是否存在出入？女性的生存环境实际发生了什么变化？

汪段泳：

女性问题确实是非常受关注的，因为对待人权、平等、平权问题的态度，包括对儿童、弱者的保护能力等，是检验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们讨论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或者地区时，还是要站在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内来看待。上一次塔利班执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相当严苛的政策，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恶劣的观感，这毫无疑问是它的问题。但我还是主张，我们需要分析当时的具体环境。

当我们走出国门，特别是到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会感到习俗规则方面的强烈不适应。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觉得当地人不守时，因而就批评他们不守信用，生性懒惰。而我以为，从道德或品性角度来评判很可能是言不及义。个人认为，这个现象的根本缘由，主要是在前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下，既缺乏大工业生产流水线作业训练出来的秩序观念，又由于效率低下而意识不到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拿我们自己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被今天的中国人奉为圭臬的信念，也不过是在41年前才首次提出。因此，不是他们太慢了，而是我们太快了，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文明规则与社会发展的代差。

同样，看待塔利班上次执政时的妇女政策，也要放到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必须承认，当时的一些政策很残酷、很严苛，包括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利。但我们也都知道塔利班初代头目穆罕默德·奥马尔(Mohammed Omar)的传说：想当初，苏联侵阿战争结束之后，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军阀林立割据，肆意鱼肉百姓。当时有个小军阀到当地中学抢了两个女孩子，奥马尔的队伍才开张不久，拢共才三十个人十几条枪，但也居然能把小军阀抓住打死，解救出了女生。这个“替天行道”的“义举”获得了民间社会的极大赞赏和极强共鸣，迅速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从而赋予塔利班运动以合法性。塔利班可能是由此认识到这样一条创业成功路径：在那样一种乱世之中，客户（民众）的主要诉求是恢复秩序和稳定；而保护和拯救弱势群体，较易引起关注和共情，获得大面积的社会支持；在阿富汗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女性是弱者中的弱者，最易受到伤害，塔利班扮演“骑士”角色，容易收获流量。所以，塔利班其实一直是标榜自己尊重女性、保护女性的，然而实际手段却是把安全责任推给女性自身，即要求女性留在家中，避免外出。这在阿富汗当时的社会局势下，貌似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以主动规避的方式减少安全风险，降低治安成本。但按照这个操作逻辑，到了政策层面，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以避免外出，几乎就是必然的（可以联想中国古代对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行为规范要求）。

作如上分析，并不是要为塔利班政策做辩护，而是说我们在对现象做出判断时，仅着眼于道德批判可能意义有限。如果还希望能找到纠正方案，那就要再进一步，观察其环境条件，探求其深层肇因，发现其发生机制。这个过程尤需辨析，以防止混淆。正如我的同事马骏教授经常告诫我的：错误决定可能基于合理原因，其决策过程可能也不乏理性，但“合理”、“理性”与“正确”都是不同的事情，相互间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见得可一目了然。这对我的启发是，对人为灾难发生机制的认知，不能停留在人性的扭曲或道德的沦丧这种表层，也不能因为有看似合理的因由就认为其发生理所当然。秉持辩证思维，我们可以对塔利班的政策继续追问。第一，合理性并非永恒存在，若世易时移，是否就当移风易俗？二十年前的政策，是否仍适用于当前时代？第二，“合理”因素本身的合理性，亦可推敲，无论是当年还是当前，即使面对严重的治安崩坏，是否就只有禁足女性这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第三，所有的这些“合理”，其实都是我们作为观察者的主观推测，而根本无从得知当事人的实际意图。因而，对合理性的发掘，要谨防我们自己的施工过度。无论如何，需要明确的是，他们的合理不等于正当，我们的理解不等于同情，大众的明白不等于同意。不作恶是底线，塔利班这次表现得没有上次坏，并不等于他们就变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作。

当年塔利班女性政策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显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普什图瓦里”传统价值观。这其实是将女性视为男性的物化附属，将任何对女性的伤害视为对男性“名誉”的侵犯，因此对女性的所谓保护其实是以将其视为男性财产为前提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女德要求必然是要求服从，因此也要以无知和没有独立经济地位作为保障，由此必然导向剥夺女性受教育和工作权利的政策。这既说明当时的塔利班食古不化，也反映出其治理能力低下。

遗憾的是，在如今塔利班回归之后的阿富汗，上述问题又再度显性出现，因此外界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目前的情况，一是还没有倒退到上次执政时那么恶劣的地步，二是政策规定处于反复摇摆之中。比如上次我来阿富汗时，发现前政府的妇女部已经关闭，有些省份出台了政策规定女孩子上学最多只能读完高中，不能上大学；而这次来时，塔利班政府宣布当前只有小学和大学对女生开学，而所有中学暂对女生关闭，但又不断放出消息称重开有望；五月中旬，塔利班政府发布政令要求所有女性在公共场所必须穿遮面全身罩袍“布卡”，当即引发强烈反应，一些勇敢女性甚至走上街头公开抗议，结果一周之后，塔利班中最具实权也是最为强硬的人物内政部长哈卡尼又表态称不会强迫女性戴头巾，态度转变之巨与遽令人惊讶。塔利班是否是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逐步试探国际社会的反映，仍需警惕观察。但正如去年八月之后中国首位赴阿深度采访的记者张霆锋先生所言，如果塔利班以为还可以故伎重施，那才是战略错判。

从2022年3月中旬开始，喀布尔市区内出现指导妇女穿“布卡”的宣传品，这是悬挂在商业区路口的大幅广告牌下的横幅

现在的阿富汗与二十年前的确已很不一样了，毕竟国际环境在变化，阿富汗社会也在发展。过去二十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对阿富汗产生的影响可能不理想，但也并非没有任何促进。至少从数据上看，阿富汗的民生项目、基础设施、文化发展，有了很大的增长和变化。大量国际援助和国际机构的涌入，也必然带来比较开化甚至西化，以及更具多样性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这对于阿富汗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行为有很强的影响。走在街头就会发现，阿富汗现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二十年前的报道确实很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式的趋向性变化，不随塔利班的意志所转移，更何况塔利班自身也在发生变化。

喀布尔街头目前仍有不少关于女性权利的宣传画，显然是前政府时期遗存。其中一些已被涂抹，最终是否会被全部抹掉暂未可知，究竟是塔利班默许，还是涂料不够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问（汪段泳摄）

我这次回到阿富汗重访喀布尔大学，发现这所去年塔利班进城后关闭了半年之久的最高学府开学了，女生已陆续回校上课，当然有一些具体情况有所变化。目前实行的是男女分时上课，即上午女生，下午男生。刚开学时女生出勤率相当低，因有安全顾虑不少女生已出国或留在家中不敢出门，后来返校女生人数逐渐增加。这次回来我还访问了至少五所中小学，发现情况也大致一样：男女合校的学校，只有小学一到三年级的男女生还可以合班上课，四年级及以上就要男女分开了，或者是上下午分时上课，或者干脆男女分校。阿富汗有很多女校，即只招收女生的中小学，包括老师、学生、校工几乎都是女性，相对而言，这些女校受影响小些。这次我在一所中小学做援助时，现场来了三个没毕业的女大学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大学是否还会开学，不想在家闲着，就出来找工作。这也很有意思，她们大都二十一、二岁，独立意识非常强，可以自己出门、上街，不需要像上一次塔利班政府规定的那样，必须有男性家人陪同。因此可以看到，经过过去二十年，阿富汗还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当然它今后会怎么发展还需要再观察，塔利班在女性政策上到底是在和国际社会展开“猫鼠游戏”，还是认清了形势会走向正确轨道，现在还都很难下结论。但也许，在现有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于促进该国女性权益保护是不得已的必要，包括国际关切、监督乃至制裁等手段。另一方面，更需要阿富汗社会自身认识到保障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权利的重大价值。阿富汗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仅有21.6%，仅及男性的三成，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样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数十年来迭经战乱，大量精壮男性劳力丧失，未成年人占据半数的国家，显然劳动力缺口极大，而女性正是人力资源的巨大储备库。仅从经济角度看，性别平权也应是阿富汗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必补一课。

重新开放的喀布尔大学，男女分时上课（汪段泳摄）

问：说到经济，您认为目前阿富汗的经济形势发生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有人说是美国控制了大笔资金，您如何看待？针对这一状况，阿富汗有没有尝试实施经济振兴计划，或者是加强国际合作？

汪段泳：

先说疫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富汗，其实是没有能力满足最起码的抗疫需求的，因为缺少资金、药品和专业人员。疫情对阿富汗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对其国内生产体系的破坏，而是更为直接地表现为因国际供应链断裂造成的经济困局。到现在，阿富汗的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78%左右，第一产业占GDP的27%，仍是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仅有6%，自身生产能力极弱，大量生产、生活物资都需要进口。由于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断裂，加之变局之后阿富汗受到国际封锁和制裁，很多物资进口中断。所以阿富汗受疫情的影响，更主要是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剧变，而不是它自身经济体系的受损。这不是说疫情没有影响到阿国内生产，而是说像阿富汗这样长期依赖外援，严重缺乏自生能力的国家，自有的生产体系远没有外部输入那么起作用。

至于说美国冻结的70亿美元资金，我个人不了解其性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存放在美国使其有机会下手，因此无从置喙。美国现在称解冻一半，这35亿美元以人道主义物资方式提供。塔利班政府其实是很期待这笔资金以现金方式返还，但这样性质就大不同了，那就不是人道主义援助，而仿佛是经济援助了。另外，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二十年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不但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的效果有限，反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腐败，以至于有国际机构将阿富汗长年列为世界各国腐败排行榜探花。所以，这笔巨额资金以人道主义物资的形式进入阿富汗，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几个月以来阿富汗国际收支的情况是在明显改善的。上次我去阿富汗时，整个一个月下来在街头用美元兑换阿富汗尼的汇率基本是1:95上下；离开后，汇率一度暴跌至超过1:100，其中有很短的一两天甚至到了1:130；但这次回来，刚开始汇率就是1:91，后来基本稳定在1:87左右，中间有几天还出现过1:84的高点。汇率大幅上升，意味着有大量美元进来。在阿富汗自己的生产并未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这说明什么？

由这件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一提到阿富汗困境，大家都会对美国大加挞伐。比如经常能在国内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美国应该把从阿富汗人民那里抢来的钱还回去，我就挺不理解的，一个人均收入5万美元、GDP总量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能从一个人均500美元、GDP全球占比可忽略不计的国家抢到什么？这个问题我都问过阿富汗本地人，他们也很坦诚地觉得莫名其妙。现在各方都揪着这70亿美元不放，但有没有想过在过去二十年，阿富汗一直是美国投放援助最多的国家，累计获得非军事的援助和重建资金至少有600多亿美元。在此带动下，阿富汗也成为全球获得国际援助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当然我们说这些援助效果不好，也有水分，但把话说成是美国掠夺阿富汗，那就难解其义了。美国当然是可以批判的，而且应该批判，在阿富汗问题上它的确是犯了太多错误，做了不少坏事。但批判也要有证据，靠常识，讲逻辑，依法合规，而不是张口就骂，骂了就算正确，就算是帮阿富汗人民主持了公道。进一步，我们是否也可以对比这样一个现象：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逢美必骂，并且不予理论，干脆井中投毒；而对于塔利班，却总是努力去发现哪怕一丝“闪光点”，尽可能对之寄予理解，就如同前面我做的分析。何厚此而薄彼焉？

阿富汗的经济形势并非现在才不好。过去二十年中的前十年，GDP年增长率大起大落，最低是1.4%，最高点曾达到21.4%，这种猝然而起的极高值显然不太可能是真正的产出所致，而应该是收到了大量援助资金，事实上那一年阿富汗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净额占国民收入(GNI)比重高达49%。后十年，GDP增速稳定地在低位运行，2014年之后更是绝少超过3%，这恐怕也是由于外来援助大幅削减，即使如此，这一时期每年ODA净额占GNI比重仍超过20%，这仍然是令人瞠目的数字，大大超过任何一类穷国的平均水平数倍乃至十数倍。依赖外援如此严重，说明经济生产体系高度不自立且能力低下。实际上，阿富汗不仅原本就工业基础薄弱，且一直在崩溃，过去二十年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居然从接近20%一路狂跌到不足6%。即使是占有了近八成人口的农业，也远不能解决粮食自给。实际上，早在1946年，阿富汗就开始了粮食大规模进口。在最近四十多年的战乱动荡局势中，口粮自给率一直呈下降走势，于今已不足六成。到去年塔利班进城之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已将阿富汗列为粮食短缺最严重的十个国家“榜首”；八月之后情况更急剧恶化，WFP称，全国有2,280万人即56%的人口正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援助每月需2.2亿美元。纵向和横向经验都表明，“输血型经济”天然脆弱，一旦外援失去，必然瞬间崩溃。因此，最近大半年阿富汗经济形势的恶化是一个无需感到意外的必然结果，经济模式原本就长期存在内生的系统性危机，出问题是必然的，只不过是看何时出现触发条件。

在北部山区偏僻路段偶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车队，国际社会仍在坚持对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据WFP称，目前在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援助暂时搁置，不知何故（汪段泳摄）

因此，现政府是否会调整发展模式，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规划，就特别值得关注，这正是此次田野调查的最主要目标。我访问了现政府的多名主管官员，听他们简单提到了一些要点。据称，现政府已制定完成了自己的经济规划，但因为官方还未正式对外发布，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了解更多的内容。但我在访谈中得悉的一鳞半爪，基本还是符合经济学常识的。

比如，直接负责经济规划制定的一位高官就说，农业、交通、电力是他们考虑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在我看来，这是抓住了阿富汗经济发展和战后重建的脉门。农业不仅仅是为了粮食安全，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一、二、三次产业顺序发展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几乎对任何经济体都是起效的；阿富汗的山地地形使得其交通干线长期局限于环状发展，内陆国位置又迫使其优先发展边境地区连接邻国的公、铁路，而国内广大区域的联通反而相对明显滞后；电力供应缺口高达一半，且73%依靠进口，自给率比粮食还低。这些基础产业的作用，都是常识，并不奇怪。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次接触过程中，这位官员从没有把外界热捧的矿业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以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要稍细致地观察阿富汗矿业开发史和现实的产业配套条件，就会发现，矿产资源是否丰富是一回事，经济上是否具有开采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之间尚存巨大鸿沟，非短期内可填平。在我看来，所谓阿富汗矿产丰富，一直以来更像是个概念营销，也许未来随着阿经济的起飞会得到大规模有效开发，但在当前各项条件都相当不齐备的情况下，则更像是引诱外资前来的“鼠夹上的蛋糕”，这对于投资者当然没太大实际好处，对阿富汗自身也是饮鸩止渴。（关于阿富汗矿产投资，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朱永彪早在去年塔利班刚进城后不久即有精辟剖析，可参照：《阿富汗矿产投资面临一系列风险》，《环球时报》2021年9月14日）所以，如果最终发布的经济规划确实能突出农、交、电这三块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最强短板，而不再继续渲染镜花水月一般的矿产资源，这起码是符合国情和经济理性的。

兴都库什山脉深处雪线以上公路，这是阿富汗通向北方邻国的命脉级交通线，但限于路况，目前货车实行分时单向通行（汪段泳摄）

问：面对塔利班上台后的阿富汗，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应该当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处理与之的关系？

汪段泳：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换位思考——为什么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考虑如何处理和阿富汗的关系？而不是反过来要阿富汗反躬自省，考虑如何处理与外界世界，特别是与关键大国的关系？坦率地说，无论是从经济合作、国际产业链，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阿富汗的意义都有限。其所谓“亚洲之心”的地理位置，在现代国际交通体系中的枢纽价值已大为下降，特别是对周边诸大国而言，并非绝对不可替代的战略通道。

现代阿富汗国家从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起，基本就是以一个典型的缓冲国面目出现，这似乎已成为其国运特征。阿富汗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局和灾难，其实几乎都不是缘起于其自主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大国间的纵横捭阖中，最终被不幸碾压。要注意的是，阿富汗并非总是被动卷入，历史上不乏有阿人企图游走于大国之间渔利，甚至狂妄挑衅大国核心利益，从而自取其祸。历史上阿富汗最为亲近的大国是苏联，苏曾对阿长年提供大量援助，全面支持其国家建设，但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在阿境内大量苏联公民被肆意残杀，于是苏联侵阿也就有了保护海外利益的正当性理由。对另一超级大国，“9·11”之后的塔利班政权不仅拒绝与美国政府接触，还称与非穆斯林领袖对话是对他们的侮辱，这种违反起码的现代外交规则的鲁莽做法，是不是自取其祸？因此，现在更应反思的是阿富汗当局，要明确组织利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最关键是要搞清楚，作为一个执政集团，自己应对之负责的首要对象究竟是谁。对内关系理顺，才能摆正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找到发展的正确道路。事实上，阿富汗历史上有过一段和平岁月，二十世纪的三十至七十年代，它被称为亚洲最宁静的国家，有“亚洲瑞士”之称。结合历史与现实，阿富汗要真正恢复和平，建设国家，实现增长，首先要回到政治独立，外交中立，经济自立的状态上来，而不能再不切实际地企图把大国玩弄于鼓掌之中。

喀布尔河边市场拖儿带女的乞妇（汪段泳摄）

问：世界大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没有可能由于政治目的，而无法提供真正有益的援助呢？

汪段泳：

外援的有效性是个普遍、持久争议的话题，过去二十年的阿富汗就是一个各种分析要素齐备的典型案例，理应深入研究、深层透视、深刻检讨。不同类型的外援有不同的操作方式，有些本身就以政治目的为应有之义。至于主要应对紧急情况的人道主义援助，若包含政治目的是否会影响其有效性，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提出的假说。我自己对这个议题没有做过专门探究，因此很难发表定见。仅以我少量接触过的文献资料，以及浅尝辄止的实际体验而论，以为在验证该假说之前，是否可以先廓清以下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政治目标”，如何判定？比如此次我们在阿富汗所做的面向中小学教师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我以为按照这个行业中的教师性别比例来分配物资是公平的；但在与我接触的塔利班官员看来，我言之凿凿应该尊重女性，恰恰是挑战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粗暴干涉了他们的内政（事件经过见下篇）。那么，我以为自己是不远万里来献个纯纯的爱心，但可能在对方看来却是夹杂私货，活脱脱外部势力亡它之心不死。那么，有没有政治目标，到底谁说了算？

第二，上面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延伸来问，给援方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目标？传统上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一是秉持 “人道强制”道德观，即有难必帮，无问西东；二是认为人道援助应是无条件的，即有求必应，劳而不获。这听上去都很高尚，但在实操中往往会给援方不知西东，受援方以怨报德。我们此次本拟援助的某省极不配合，对方提供的受援对象名单都是塔利班武装人员。这根本有悖于我们面向民间、面向穷困人群的援助原则，然而对方也振振有词，说他们在山里待了二十年，比一般百姓还要穷，更应该被援助，反而指责我们提出的受助对象以教师为主、强调性别比例、列清个人联系信息以备核查等实施前提，实属要求过高。但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要求，结果必然使物资成了塔利班的军粮。我们要求自己的援助行动不关涉政治，但在实践中是否难以避免地要标明政治原则？那么，这样的目标设置是否就一定是无益的？

第三，同样可以顺着上面继续追问。如果反而是受援方有政治目的，或者是有过分要求，那给援方是否还应该坚持“打完左脸再给右脸、抢了外套还给内衣”的崇高道德原则，继续坚持无条件、无目的的援助原则？还在上次去阿富汗时，当地就有不少人，特别是塔利班高官提出不希望援助以物资方式提供，而是需要资金。理由是，本地不缺物资，只是缺现金，特别是美元。因此，给援方最好而且是应该带着美元前来本地采购物资，再发放给当地受援对象。如果这样操作，性质可能就不同了，从人道主义援助转身为经济援助。这也传递出一个信号，既然不缺物资，只是缺购买力，那么是否还能定义为正在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应对这样的局面，该怎样有效地提供救助？应当是谁承担首要责任？国际援助如果以此方式提供，可能确会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地帮助当地民众，但客观上最为受益的却是执政当局。显然，塔利班的建议有鲜明的自利性政治目的。那么，是否还应坚持给援方不应有任何反目的的目的？

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状况相当令人困惑，同样是在河边市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据称正在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局面的国家（汪段泳摄）

以上问诘，并不是要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带有政治目的是天然合理的，而是建议对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说法，做出一定的辨析：一，人道主义援助是否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有条件，是否意味着受援方必然遭受损害？二，国际援助体系的种种弊端，是否均应由给援方担责？受援方是否必然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因此只能被同情而无责任？三，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种国际援助，大多由政府提供资助。那么，要求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提供对外援助不能带有政治目标，这是否存在内在矛盾？主权国家外援若无目的，如何说服国民支持，在国内法层面是否能成立？总之，要求没有政治目的的人道主义援助，听上去很美好，然而到了现实中会发现很可能就会沦为屠龙之技，更会走向纯真理想的反面，成为道德绑架的自缚工具。

应该说，一直以来直到当前，外来援助对于降低阿富汗发生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过去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提供的发展援助也取得了相当的效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如2005年，阿富汗农村的电力覆盖率只有7.1%，而最近可得数据显示到2019年已达到96.9%；同期城市中的通电率也从74%上升到100%。这就是说，阿富汗基本已是个电力全覆盖国家，这不仅超过了全球总体水平，也大大超过各类穷国（阿富汗电力生产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是另外一回事）。

即使是在偏远山区的悬崖峭壁之上，也可以看到USAID等国际援助的标志，可见过去二十年大国对阿援助用力之深（汪段泳摄）

过去二十年的国际援助，当然有许多问题，比如严重的腐败。但这是否完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给援大国造成的？对于受援的阿富汗来说则完全是外生给定，与己无关？如果这样考虑问题，会不会有点好傻好天真？

影响援助有效性的因素肯定是高度复杂的，给援方是否应当设置条件，以及如果设定的条件包括其政治目的，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都还会争论下去。比如曾有学者认为，紧急救助如人道主义援助应是无条件的，只有长期的重建与发展援助才可以设置条件。这听上去有道理，然而实际操作起来，这样的区分并不现实。即如阿富汗，几十年来情况一直都很紧急，时刻都有几百万、上千万人处于饥馑状态，原本应目为临时性状态的危机变成了永久性问题，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已很难截然区分，援助就有了再分配的意味，当局必然出现政治考量。这再要求给援方“去政治化”，是否合理？未来外国对阿援助，仍然会面临上述困局。大家都明白不能只给钱给粮，而是要找到使长期危机短期化、单向援助合作化的解决方案，核心是培育阿富汗的自生能力。否则，肯定还会重蹈过去二十年的覆辙：钱花了，效果不彰，反而把人养懒养坏了，质疑给援方是否心怀叵测。

问：放眼未来，如果以国家名义提供援助，您认为我们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我们中国与阿富汗未来的关系发展，应怎样避免重蹈之前各大国的覆辙，也帮助阿富汗打破其多舛命运的“诅咒”？

汪段泳：

关于中阿关系，过去二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与阿富汗的贸易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最高峰的时候是2018年，中阿贸易将近7亿美元，近两年又明显下降，最近的2021年为5.2亿美元，对阿贸易不到中国外贸总额的万分之一。同时，进出口不均衡，中国从阿进口是对阿出口的1/10，有些年份甚至是1/100。当然，阿富汗的国家重建、现代工业发展，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都是有可能带来投资机会的，这可能对中国的某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能为阿富汗提供的真正有意义的帮助，就是“发展合作”。

我们不必期待要形成国家间的特殊友谊，这并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间关系准则，而是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足矣。不是要中国操控阿富汗，也不是要阿富汗拿着中国的软肋来要挟。未来的中阿合作，更有意义的其实并不是资金援助，而是帮助它找到一条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物资发放现场，这一次就发放大米1,500袋（汪段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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